2026 年 1 月 14 日，阿姆斯特丹企業法庭內氣氛凝重。荷蘭芯片制造商安世半導體的歐洲管理層與中國母公司聞泰科技的法律團隊展開數小時庭審交鋒，這場圍繞公司控制權的博弈已持續近四個月。作為全球汽車芯片核心供應商，安世半導體的運營混亂不僅讓自身陷入危機，更引發了全球汽車產業的芯片短缺，而庭審披露的大量證據、財務數據與程序細節，逐漸勾勒出一幅令人擔憂的圖景：聞泰科技作為合法控股股東，遭遇了從行政干預、內部發難到司法偏向的多重針對性不公，臨時管理層的晶圓停供行為，更是將供應鏈推向崩潰邊緣。

針對“利益輸送”指控，聞泰出示證據表明，引發爭議的臨港晶圓廠是為解決公司先進制程需求而建，所有決策經合規程序批準，且當時安世賬面持有近四億美元現金，財務狀況健康。所謂“技術轉移”被澄清為行業常見的產能合作，遵循標準知識產權規則。荷蘭經濟部所依據的激進治理改革方案，實為已被管理層否決的內部草案。而被指控為“秘密轉移資產”的“彩虹計劃”，實為應對美國制裁風險的業務連續性預案，由跨國籍團隊共同制定。

整場干預行動充滿了程序瑕疵，一系列事件更是清晰地指向了基于投資來源國的系統性歧視。

行政干預：荷蘭經濟部的雙重標準與歧視性操作

荷蘭經濟部的接管行為，從一開始就充斥著程序瑕疵與雙重標準，本質上構成了對中資股東的歧視性待遇。根據1月14日庭審中聞泰科技提交的證據，荷蘭經濟部在作出接管決定前，并未對所謂“技術轉移”指控進行充分調查，也未給予聞泰科技陳述申辯的機會，其依據的僅僅是三名外籍高管的單方面舉報。其背后原因是美國向荷蘭提出，要想不受“穿透性規則”的制裁，就必須得更換中方CEO以及調整公司股權結構。

這種將企業控制權與地緣政治捆綁的做法，完全背離了公平的市場原則。聞泰科技在庭審中指出，安世半導體的全球分工模式是行業常規操作——歐洲負責研發與晶圓制造，中國負責封裝測試，這一模式在收購后五年間運行良好，從未出現技術外泄問題。所謂“技術轉移”的擔憂，實則是聞泰科技為應對美國潛在制裁而制定的應急預案，屬于正常商業風險管理范疇。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荷蘭經濟部一方面以“國家安全”為由干預企業運營，另一方面卻無法提供任何實質性證據證明聞泰科技存在違規行為。

對比同類案例，荷蘭經濟部的雙重標準愈發明顯。在歐洲范圍內，多家外資控股的科技企業均存在類似的全球分工模式，但從未有過被政府援引緊急法律接管的情況。2022年，美國企業威世科技收購安世半導體威爾士工廠時，荷蘭政府未提出任何異議；而當中資企業合法控股時，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行政干預。這種區別對待的背后，是對中國資本的偏見與歧視。正如聞泰科技在庭審陳詞中所強調的：“我們遵守了荷蘭的所有法律法規，為當地經濟作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卻只因股東身份來自中國，就遭遇了非常規的行政打壓。”

盡管荷蘭政府在2025年11月宣布暫停行政接管令，但這一舉措更像是一種輿論公關。真正剝奪聞泰科技控制權的，是隨后法院作出的裁決，而荷蘭經濟部對此始終采取默許態度，并未推動問題的實質性解決，讓聞泰科技的合法權益持續受損。

內部排擠：外籍員工與工會的聯合發難

荷蘭經濟部的行政干預，迅速引發了安世半導體內部的連鎖反應，外籍員工與工會的針對性行動，構成了對中資管理團隊的歧視性排擠。根據庭審披露的信息，在荷蘭政府接管后，安世半導體的三名外籍高管——CFO Stefan Tilger、COO Achim Kempe、CLO Ruben Lichtenberg——立即向法院提出緊急申請，要求罷免中國籍CEO張學政，并改變公司治理結構。這三名高管在申請中指控張學政“實施焦土政策”“竊取商業機密”，但這些指控均未提供任何確鑿證據。

更令人擔憂的是，臨時管理層上臺后，隨即展開了一系列針對中國籍員工的清洗行動。庭審資料顯示，臨時管理層在未說明任何理由的情況下，關停了所有中國背景員工的內部系統賬號，將中國籍高管全部清出核心管理團隊（EMT團隊），導致安世半導體核心管理層中再無一名中國人。更嚴重的是，中國區員工的工資被無故停發，基本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而歐洲區員工的薪資待遇卻不受任何影響。這種基于國籍的差別對待，已構成明顯的就業歧視。

工會在這場風波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荷蘭法律規定，企業解雇核心高管需履行工會咨詢義務，臨時管理層卻以此為由指控張學政“管理失當”。但庭審證據顯示，張學政在作出相關人事調整前，已按程序征求工會意見，只是工會單方面拒絕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工會對臨時管理層清退中國籍員工、停發工資的行為視而不見，未提出任何異議，這種雙重標準充分暴露了其立場偏見。正如聞泰科技在答辯時指出的，“工會本應是所有員工的權益保障者，卻淪為部分外籍員工排擠中資管理團隊的工具，這與工會的宗旨完全背離。”

這些內部排擠行為并非出于公司利益考量，而是帶有明確的政治傾向，安世半導體歐洲管理層的目標顯然是“讓公司看起來更像歐洲品牌，而非中國控股企業”。這種將企業國籍化、政治化的做法，嚴重破壞了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也損害了企業的長期發展利益。

治理失序：獨立董事與托管人的偏袒與縱容

阿姆斯特丹企業法庭于2025年10月7日作出的裁決，成為剝奪聞泰科技控制權的關鍵一步。該裁決在未充分聽取中方陳述的情況下，倉促作出三項決定：暫停張學政的CEO職務、指定外籍人士擔任非執行董事并擁有決定性投票權、將聞泰科技持有的99%股權移交第三方托管。這一裁決被學者批“前所未有且不合常理”，嚴重背離了司法獨立原則。

更令人擔憂的是，法庭指定的獨立董事與股權托管人，自上任以來便表現出明顯的偏袒傾向，對臨時管理層的違規行為采取縱容態度。根據庭審披露的信息，托管人擁有公司重大決策權，卻與聞泰科技的利益存在根本沖突，其核心訴求是推動安世半導體“去中資化”，甚至曾公開討論出售安世半導體的可能性。這種與股東利益相悖的行為，完全違背了托管人的中立職責。

獨立董事同樣未能履行監督職責。對于臨時管理層清退中國籍員工、停發工資的歧視性行為，獨立董事未提出任何異議；對于供應鏈破壞可能引發的全球芯片短缺風險，也未采取任何干預措施。相反，他們多次為臨時管理層的決策站臺，將其包裝為“維護公司利益”的必要舉措。聞泰科技在庭審中提交的證據顯示，獨立董事在審議相關決策時，從未征求過中方股東的意見，完全無視聞泰科技作為合法所有者的權益。

這種治理失序的背后，是深層次的歧視邏輯。臨時管理層的諸多決策，如停供晶圓、清洗中國籍員工等，均未經過科學的商業評估，而是基于對中資股東的偏見。而獨立董事與托管人的縱容，使得這種歧視性行為得以持續，最終導致公司運營陷入混亂。正如聞泰科技在庭審陳詞中所指出的：“所謂的‘公司治理改革’，本質上是一場針對中資股東的奪權行動，獨立董事與托管人成為了這場行動的幫兇。”

司法爭議：程序不公背后的歧視本質

1月14日的庭審中，聞泰科技的法律團隊重點指出了阿姆斯特丹企業法庭裁決的程序不公問題，認為這一裁決本質上是對中資股東的司法歧視。根據荷蘭《民法典》相關規定，企業法庭采取臨時措施需滿足“緊急情形”和“必要原則”，且應給予雙方充分陳述的機會，但在安世半導體案中，這些原則均未得到遵守。

法庭于2025年10月1日收到外籍高管的申請，當天便在中方股東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作出單方面裁決，凍結股權并暫停張學政職務，整個過程未進行任何聽證。這種“閃電裁決”的做法，在荷蘭企業司法史上極為罕見。更嚴重的是，法庭裁決的核心依據是“有充分理由懷疑管理不善”，但所謂“管理不善”的指控，僅基于三名外籍高管的單方面陳述，未經過任何獨立調查核實。

庭審中，聞泰科技提交了大量財務數據和運營報告，反駁“管理不善”的指控。數據顯示，在張學政擔任CEO期間，安世半導體的營收復合增長率達12%，凈利潤復合增長率達15%，研發投入占比穩定在8%以上，各項核心指標均優于行業平均水平。而所謂“超額采購晶圓”“削減財務人員授權”等具體指控，經庭審質證后被證實為誤解或夸大——2億美元的晶圓采購是基于長期訂單需求，人員調整則是正常的組織架構優化，且均符合公司內部程序。

法庭的歧視性還體現在對“利益沖突”的認定標準上。庭審披露的法庭文件顯示，其認定張學政存在利益沖突的核心理由是“可能優先考慮中國母公司利益而非安世半導體利益”，這一標準本質上是要求中資股東放棄自身合法權益，優先滿足荷蘭及歐盟利益，完全違背了股東平等原則。在同類案件中，歐洲法院從未對歐美股東提出過類似要求，這種雙重標準正是司法歧視的直接體現。

安世半導體案的法庭裁決，將司法權力用于實現政治目標，嚴重損害了荷蘭司法的公信力。母公司擁有對子公司的控制權是現代公司法的基本原則，荷蘭作為現代公司制度的發源地，本應堅守這一原則，卻在本案中因股東國籍而作出例外裁決，這種做法將對荷蘭的投資環境造成長期負面影響。

供應鏈危機：臨時管理層的蓄意破壞與嚴重后果

臨時管理層最具破壞性的行為，是單方面暫停向中國東莞封測廠供應晶圓，這一決策直接引發了全球汽車芯片供應鏈的斷裂。根據2025年10月29日臨時CEO Stefan Tilger簽署的致客戶信，荷蘭安世半導體自10月26日起，停止向東莞工廠供應晶圓，理由是“當地管理層未能遵守商定的合同付款條款”。但庭審證據顯示，這一理由完全站不住腳——東莞工廠當時訂單飽滿，不存在付款違約問題，臨時管理層的真實目的是通過切斷供應鏈，逼迫中方放棄控制權。

這一決策造成的后果極為嚴重。安世半導體占全球車規級芯片40%份額，而其東莞工廠承擔著安世半導體全球70%的封測產能，一旦失去晶圓供應，生產線便陷入停滯。三名知情人士在庭審證詞中證實，截至2025年10月底，東莞工廠已有約三分之一的生產設備停產，工人工時被大幅削減，這一情況在以往從未出現過。而歐洲的替代封測產能僅能滿足30%的市場需求，短時間內無法彌補缺口，全球汽車芯片供應隨即陷入緊張。

多家國際車企受到直接沖擊。德國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博世和采埃孚表示，因安世芯片短缺，部分生產線已放緩節奏；日本日產汽車更是預留了250億日元準備金，以應對減產損失，并對九州和追浜工廠進行了生產調整；本田汽車則延長了中國工廠的停產時間。若危機持續，安世半導體的芯片短缺對全球汽車產業鏈造成的擾動將日趨嚴重。

臨時管理層的行為不僅損害了全球供應鏈穩定，也嚴重損害了安世半導體自身的商業利益。庭審中披露的財務數據顯示，自晶圓停供以來，安世半導體的營收環比下降18%，客戶流失率上升至12%，多個長期合作的車企已開始尋求替代供應商。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臨時管理層一邊聲稱“致力于保障客戶供應”，一邊卻拒絕恢復對東莞工廠的晶圓供應，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充分暴露了其決策的政治動機而非商業理性。

結語：公平正義是全球供應鏈穩定的基石

截至庭審結束，阿姆斯特丹企業法庭尚未作出最終裁決，但安世半導體控制權之爭所暴露的多重歧視問題，已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這場危機不僅是一家企業的控制權糾紛，更是對全球市場規則、司法公正和供應鏈穩定的嚴峻考驗。

聞泰科技作為合法控股股東，五年間始終遵守荷蘭法律，履行股東義務，為安世半導體的發展和荷蘭經濟作出了積極貢獻，卻只因股東身份來自中國，便遭遇了行政干預、內部排擠、司法不公等多重待遇，這顯然違背了公平貿易原則和國際通行的商業準則。臨時管理層的晶圓停供行為，更是將企業內部糾紛升級為全球供應鏈危機，損害了包括荷蘭在內的全球汽車產業利益，這種“損人不利己”的做法，最終將反噬自身。

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安世半導體事件反映出的，是全球科技產業中日益加劇的“安全化”趨勢。以“國家安全”為名，行貿易保護之實，將企業國籍作為區別對待的標準，這種做法不僅會破壞全球產業鏈的分工協作，還會引發惡性競爭和信任危機。荷蘭作為17世紀“海上馬車夫”，曾以商業信譽和契約精神聞名于世，而安世半導體案中的一系列操作，無疑與其傳統商業精神背道而馳。

全球供應鏈的穩定依賴于公平、透明、非歧視的市場環境，任何基于國籍的歧視性做法，都將損害供應鏈的韌性和效率。對于安世半導體事件而言，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回歸商業本質，尊重股東的合法權益，遵守司法公正原則，恢復正常的供應鏈秩序。正如中國商務部所強調的，暫停行政令僅是“向正確方向邁出的第一步”，真正的解決方案需要荷蘭方面撤銷不公的司法裁決，徹底恢復聞泰科技的合法控制權。

這場持續四個月的危機，也為跨國投資和全球供應鏈管理敲響了警鐘。在地緣政治復雜多變的背景下，如何維護公平的市場環境，如何保障外資的合法權益，如何避免將商業問題政治化，已成為各國需要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唯有堅守公平正義的原則，尊重市場規律和法律規則，才能實現全球產業鏈的共贏發展，這或許是安世半導體控制權之爭留給我們的最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