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近日一則報導稱，美軍在對伊朗空襲行動中使用美國 AI 企業 Anthropic 大模型 Claude 進行情報評估、目標識別以及作戰場景模擬，引發全球科技與軍事領域的強烈震動，不僅揭示 AI 技術在現代戰爭中的深度應用，更引爆一場關于科技倫理與國安界限的激烈爭論。

作為目前唯一獲準接入五角大廈機密系統的商業 AI 模型，Claude 具備處理最高等級敏感情報的權限，其應用范圍從作戰規劃到網路攻防，涵蓋軍事行動關鍵環節。

值得關注的是，先前在策劃抓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的行動中，美軍也已借助 Claude 進行輔助決策，顯示 AI 已從單純的技術工具演變為現代戰爭的核心要素。

軍事分析專家指出，AI 正重新定義戰場規則。在情報分析層面，AI 系統能整合衛星影像、訊號資料與開源訊息，將傳統上需數日完成的分析壓縮至分鐘級，實現精準目標鎖定與行為預測。

在指揮決策環節，AI 可在幾秒鐘內產生多套作戰方案，并進行風險評估，大幅縮短指揮系統的 OODA 循環周期。

有觀點認為，這種“演算法制勝”的新型戰爭模式正快速重建傳統軍事優勢格局。

然而，科技的軍事化應用引發了嚴峻的倫理危機。上周四 (2 月 26 日)，Anthropic 執行長達里奧公開表示，公司始終將“大規模自主監控”和“全自動武器”排除在合作范圍外。但五角大廈要求取消這些安全限制，并以《國防生產法》為依據，威脅將 Anthropic 列入供應鏈風險名單，此舉導致美國總統特朗普隔天便下令所有聯邦機構停用 Anthropic 技術。

頗具戲劇性的是，在 Anthropic 被禁當晚，OpenAI 宣布與五角大廈達成合作。這種更替引發科技界強烈反響，部分員工聯署公開信，呼吁企業拒絕將 AI 用于軍事目的。

這一系列事件折射出商業倫理與國家安全之間的深刻矛盾，也反映出科技企業在面對政府壓力時的艱難抉擇。

法律專家指出，冷戰時期制定的《國防生產法》與 AI 治理的現代需求有顯著沖突。在缺乏明確法律架構的前提下，行政命令恐逾越權限邊界，侵害企業的技術自主權與倫理準則。目前亟需透過立法明確高風險 AI 系統的可解釋性要求、責任認定機制及人權保障底線，尤其應禁止 AI 用于無差別攻擊和大規模侵權行動。

產業學者強調，在 AI 軍事化應用加速背景下，技術創新與倫理約束必須保持平衡。AI 發展應以人類掌控為核心原則，確保科技始終服務于人類福祉，而非取代人類判斷。

專家表示，只有透過健全的法律體系和國際共識，才能在技術進步與倫理底線之間找到平衡點，引導 AI 朝著有利于人類文明的方向發展。

這場圍繞 AI 軍事應用的爭論已成為檢驗科技倫理、法律體系和國際治理能力的試金石，最終結果將深刻影響未來戰爭形態與全球科技治理格局。